张红川：公共卫生危机处置需要心理学的参与

【“抗疫心力量”系列科普之二】

公共卫生危机处置需要心理学的参与

张红川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北京，100081

       2020年1月，武汉市爆发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 WHO, 2020）感染的肺炎（以下间成新型肺炎）。自2019年12月31日开始普遍为公众所知，疫情每日一变，迅速演变为一次全国性的公共卫生危机。2020年1月23日，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宣布自当日10时起，武汉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鉴于疫情仍在持续传播，国务院于1月26日批准，延长2020年春节假期至2月2日（农历正月初九，星期日），各地大专院校、中小学、幼儿园推迟开学。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宣布，经中国证监会批准，春节休市时间延长至2月2日。截至2020年1月27日23时，除西藏外所有发现新型肺炎病例的省份均已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在我国疫情应对历史上，这是史无前例的举措。截止到1月27日24时，按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最新发布的数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已达4535例，疑似病例6973例，死亡106例。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于1月27日发布的《2019 新型冠状病毒态势进展和风险评估报告》指出，新型肺炎“尚处于社区传播的早期阶段”，显示这一危机尚未结束。

       在此次疫情发生以后，社会各行业均迅速响应、紧急动员，积极参与疫情救治与处置，我国心理学领域同样如此。1月27日，我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紧急心理危机干预指导原则》，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影响人群分为四级，开展心理健康服务、心理危机干预、控制心理社会影响、严重精神疾患管理治疗四方面工作。中国心理学会下属临床心理学注册工作委员会发布倡议书，号召开展心理援助；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发布倡议书，号召积极响应、心理调适并积极引导、有序参与，开展科学研究与决策支持工作；中国心理卫生协会转发多份科普性文章，为应对新型肺炎的情绪急救与心理卫生问题进行了说明。湖北省心理学会发布倡议书，号召开展心理援助、心理辅导、心理咨询或心理治疗等服务；河南省心理学会发布倡议书，号召开展心理健康支持等专业服务。这充分说明，自2008年汶川地震成为“心理援助的元年”以来，我国心理学领域广大研究者与实践者已经形成了积极投身社会重大现实问题的优秀学科特征。

       但是，我们也看到在此次疫情的应对中，心理学参与的规模与深度仍然相对较为缺乏；而这一缺乏很可能是导致此次疫情中“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较难形成的重要原因。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2019 新型冠状病毒态势进展和风险评估报告》指出，此次新型肺炎在病程早期症状较轻且存在轻症病例，难以及时被诊断和隔离；重症、危重症患者可表现为中低热，甚至无明显发热。这些特征均与2003年的“非典型肺炎”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差别，故而在疫情初期相关单位的判断出现了一定偏差，在一定程度上未能有效遏止疫情蔓延。在此过程中，网络中产生了大量的谣言与阴谋论，进一步助长了焦虑、恐慌、愤怒等负面情绪的滋生，甚至导致了一些极端行为的产生。我们认为，这些现象的出现充分说明，公共卫生危机的妥善处置需要心理学更深程度与更大规模的参与。

 第一，公共卫生危机的处置需要具备心理学意识

        早在心理学发展初期，心理学家就提出了“刺激-机体-反应”（Stimulus-Organism-Response. SOR）模型（Woodworth, 1918），指出人类的行为反应并非严格服从外部刺激，而依据对外部刺激的心理加工。换言之，用心理学的眼光来看待问题，就会得出“感知就是现实”的结论。危机沟通的大量实践证明，专家与公众对危机事件的看法存在极大差异。专家往往更看重统计、概率、死亡率等数据估算的“灾害”（Hazard）；公众则大多更关心与个人生活息息相关的“愤怒”（Outrage）。一个危机事件是否危险与其是否带来情绪困扰往往相关度极低（Sandman, 1989）。例如在福岛核电站泄漏事件中，中国市民引发了大规模的抢盐风潮。一位武汉市民甚至囤积了1.3万斤食盐；相反，钱塘江大潮多次造成人员伤亡，却无人对此产生恐慌情绪。在此次疫情的最初应对中，相关单位依然将考虑重点更多放在了“灾害”严重程度上，却忽略了社会各方面可能引起的情绪反应，缺乏相应的应对方案。不能不说，这是一个极大的遗憾。为此，相关单位与决策者有必要摆脱传统的“风险=发生概率×后果规模”思维惯性，更多采用基于心理学思维的风险沟通模式。例如在疫情发生早期，有必要采用大规模调查与大数据监测，持续对社会心态进行跟踪；在疫情进入爆发期之后，则需要通过焦点小组访谈、实验室实验等形式测试不同干预手段对公众情绪的可能影响，从而做出准确有效的应对决策。

第二，公共卫生危机的处置需要应用心理学方法

       2002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心理学家卡尼曼指出人类存在两套决策系统：直觉式的“系统1”反应迅速但是很容易出错；理性化的“系统2”不容易出错但是比较慢。系统2较为“懒惰”，喜欢“抄近路”，直接采纳系统1的直觉判断结果。2017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进一步指出，我们或许无法强行要求大家都采用系统2进行理性思考，却可以对系统1施加影响来帮助大家优化决策效果。例如一项研究发现，相比于直接进行宣传，如果让男性同性恋为自己的不安全性行为进行辩护，可以减少后续近60%的不安全性行为（Gold, Skinner, & Ross, 1994）。这是因为通过自我辩护，会让人产生认知不协调，促进理性行为。在此次疫情发展早期，许多中老年人往往拒绝佩戴口罩，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传染的蔓延。这一技术或许可以有效提升这一群体的健康行为。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通过降低系统2的加工负荷，促进理性思考。由于此次新型肺炎的确诊标准较为复杂，最初需要进行病毒全基因组测序，判断与已知的新型冠状病毒是否高度同源。这样一来，不仅造成了众多医院无法进行确诊，也使得广大社会公众产生恐慌情绪，导致大量病患涌入医院，极大消耗了医院的接待能力。事实上，相关机构可以采用更为浅显易懂的语言，通过较为简单的自测判断是否需要去医院诊治。例如一项研究发现，医生可以通过三个问题即可判断病人是否存在突发心脏病的高风险，从而决定是否将其送往冠心病监护病房（Green & Mehr, 1997）。

第三，公共卫生危机的处置需要专业心理学队伍

      在此次新型肺炎造成的公共卫生危机处置过程中，工作队伍主要由政府工作人员与流行病学专家组成。如前所述，对同一件事情专家关注的信息与大众的关注点往往存在很大差别。不仅如此，专家所采用的表述方式也容易让大众产生误解。例如在疫情初期的12月31日，武汉市卫健委指出，此次新型肺炎“未见明显人传人”；1月14日，武汉卫健委在第七则通报中指出，此次新型肺炎“不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世界卫生组织则确认为“有限人传人”；1月19日，这一说法进一步被修改为“不能排除人传人可能，但持续人传人风险较低”。从公众对此的情绪反应来看，在最初阶段显得“过于放心”，而在后期则又显得“过于紧张”。究其原因，是因为上述表述在本质上是一种概率化估计，而人脑极难理解概率化表述（Ischebeck, Schocke, & Delazer, 2009），从而导致大众无法对风险产生准确的估计。如果在这一阶段有心理学家的参与，则可以用更为有效的表述方式传达风险，并安抚公众情绪。这只是心理学家参与公共卫生危机处置的一个例子，事实上，在公共卫生危机发生之前、之中与之后，都需要心理学家广泛而深入的参与。例如在危机发生之前，可以通过心理教育提升健康行为与意识；在危机发生之中，可以通过心理干预避免大规模恐慌，稳定社会心态；在危机发生之后，可以通过心理援助安抚创伤后的心理情绪障碍，促进心理健康。

       在1969年，当时新任美国心理学会的乔治·米勒在就任演说中指出，我们需要将心理学赠送出去（giving psychology away），这一论述宣告了心理学的重要历史使命。党的十九大指出，要“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2018年11月，国家十个部委印发了《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方案》，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进一步铺平了道路。然而迄今为止，尽管心理学已经在基础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在社会公众眼中依然带有一定的神秘色彩，并产生了大量的“伪心理学”乱象。为此，所有心理学研究者与实践者都需要携起手来，努力推进心理学响应国家发展的战略需求，更快更好更充分地服务于广大社会公众，才能不负于心理学的历史使命。（END）

作者简介：张红川，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副教授，心理学系系主任兼经济心理研究所所长，中国心理学会经济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社会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与员工心理促进工作委员会理事，中国社会心理学会社会心理服务专业委员会理事。

参考文献

WHO. (2020). Surveillance case definitions for human infection with novel coronavirus (nCoV). Retrieved January 28, 2020, from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detail/surveillance-case-definitions-for-human-infection-with-novel-coronavirus-(ncov).

Woodworth, R. S. (1918). Dynamic Psychology. Bost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Sandman, P. M. (1989). Hazard versus outrage in the public perception of risk. In Effective risk communication (pp. 45-49). Boston: Springer.

Gold, R. S., Skinner, M. J., & Ross, M. W. (1994). Unprotected anal intercourse in HIV‐infected and non‐HIV‐infected gay men.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31(1), 59-77.

Green, L., & Mehr, D. R. (1997). What alters physicians' decisions to admit to the coronary care unit?. Journal of Family Practice, 45(3), 219-226.

Ischebeck, A., Schocke, M., & Delazer, M. (2009). The processing and representation of fractions within the brain: An fMRI investigation. NeuroImage, 47(1), 403-413.

（文中图片来自网络）

本期编辑：窦东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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